在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开展宪法实施，需要执法者和司法者对法律及宪法作出具体的、面向个案的应用性解释，但这与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和法律的抽象的、最高的立性性解释权并不冲突，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而且在法律适用中实施宪法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明确要求。

因此，可以设立一个临时性的专业监督机构进行监督。但是当出现以下情形时：（1）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违法事实，但是根据已收集到的证据仍有违法的嫌疑。

2）这种不确定状态不能查明或者非经重大支出不能查明。在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履行阶段，为使其预期目标得以实现，防止和解协议在履行中发生偏差，对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履行设置程序保障。实际上，行政执法也总是很难做到两者完全并重：或倾向于公正或者偏重于效率。（二）公开性问题 行政执法和解的协商方通常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甚至大部分就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进行协商，但行政违法行为多会给相关第三人，甚至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为这些可能的被损害主体提供救济，则这些主体的权益极有可能得不到及时救济。虽然立法中究竟采用何种模式，似乎更应该认为是一种立法政策上的考虑，但从行政法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我国仍应当在立法上规定一个普适性的原则。

{12}行政执法和解应作为一种替代性执法方式而存在，一般只有在正式的行政执法难以进行的情况下才运用，不可作为行政机关简便执法的常用手段。适度调查模式主要规定的是执法机关如何在打击违法行为与执法经济化之间寻求平衡，穷尽职权模式除了规定执法机关对执法效率与打击违法行为的权衡之外，还着力于执法和解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相关主体之间利益的均衡。[22]在18世纪的贵族反动中，布兰维利耶的影响不容小觑。

[12]但是，第三等级若想把自己建构为制宪主体，真正地行使自我决断的政治权力，首先必须在法国社会内部消灭异己分子，悉数清除特权者。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期间欧洲政治精英的堕落腐化则进一步助长了反议会主义在欧洲的滋生与蔓延。旧制度的致命缺陷在于把创造社会财富的国民视若草芥，滋养了一批不事劳动、渔利同胞、凌驾普通法之上的特权者。法国革命的激进化以及雅各宾派制造的恐怖，让西耶斯进一步强化了其思想中的反意志论。

国家的诞生则标志着人们进入了社会契约的第三个阶段——政治状态。然而，人权话语的复兴以及人权宣言获得宪法效力，是否意味着关于制宪权之规范性的讨论已经尘埃落定？或者，可以如王建学所言，西耶斯的制宪权主要不是决断主义的，而是规范主义的？[8]答案远非如此简单。

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17条规定：凡人权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从产生时间的先后以及支持者多寡的角度而言，历史主义的宪法观念在1789年前夕占据上风。[6] See Robert Nisbe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y in Fr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9, No.2（Sep.,1943）, pp.156-164. [7] See Jan Eckel et Samuel Moyn, The Breakthrough: Human rights in the 1970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3. [8]同注[3]，第169页。[53] 尽管社会契约的缔结水到渠成、有利可图且不可逆转，但由此形成的社会却并非尽善尽美。

[57] （三）制宪权的宗旨是捍卫人权 然而，权力划分原则的实施，在逻辑上必然要求存在一种原初的、更高的权威。[35]然而，在西耶斯身上，制宪权并不是人民主权的代名词，更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绝对决断，因为在国民作出决断之前，其决断的内容是先在的、有限的。[97] Voir Boulay de Meurthe, Theories Constitutionelle de Sieyès. Constitution de lAn VIII, Paris: Chez Paul Renouard,1836. 【参考文献】 {1}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1版。对生性高傲的西耶斯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67]施密特、阿伦特及其信徒们却很少注意到这种差别，错误地把西耶斯视为卢梭的信徒。从字面来看，1799年宪法和西耶斯的方案[97]相差无几，但拿破仑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之玩弄于股掌之间。

[77]温和的王政派穆尼耶（Mounier）也承认，人数不多而且公民素质和国民财富达到一定水准的国家适合实行直接民主制。[63]德•马尔贝格指出，西耶斯区分制宪权与宪制权，乃是在主权国家里，利用法律为公民创造和保护个人活动的领域，维护其人身自由，使之不受宪定的国家权力的侵害。

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宪法应当向理性与经验的进步敞开大门，应当吸收各个时代的智慧结晶。三、如何制宪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保障人权是行使制宪权的预设，不能因为其决断内容的有限性，就遽然断言制宪权的规范性也存在于此。德•马尔贝格指出，让代议机关（宪制权）行使原始制宪权，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陷入了一种让制宪权的组织及行使取决于宪法的恶性循环。[71]马尔贝格认为，唯有在颁布宪法并由宪法指定修宪机构的条件下，讨论制宪权（实际为一种派生的制宪权）才会变得有意义。（一）国民是唯一的制宪主体 虽然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和施密特的论断判然有别，但施密特把西耶斯纳入政治宪法学的阵营，并非凭空捏造。唯有诉诸代议制，人民方可形成一个大脑，形成共同意志，完成自我组织。

[88] 由是观之，西耶斯的代议制实际上隐含了三层各不相同但又密不可分的内涵：第一，它是保障政治正当性的选举程序。[69]米歇尔•托洛佩在谈论欧盟宪法和制宪权的关系时，仍在反对对制宪权作出自然法主义（jusnaturaliste）的解释。

[45]西耶斯认为，缺乏生活必需品的人可签署劳动合同，出卖体力和脑力，但不能自卖为奴。[81] 假如结合西耶斯的社会契约论来看，代议制并非纯粹的政治建构，它的存在先于制宪权。

事实上，西耶斯制宪权理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远甚于此。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以来，他们就在表达意志。

譬如，1795年宪法报告人布瓦西•丹格拉斯（Boissy dAnglas）就明确援引麦迪逊的名言，证明建立两院制的必要性。[62]《第三等级是什么？》的论述也如出一辙。然而，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的代表人物却只片面地强调西耶斯制宪权理论的某一个维度，而有意无意地掩盖甚至抹杀它的另两个特征。西耶斯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因为公意在通常情况下只能是多数意志的事实，就遽然断言社会统治在本质上建立在一种不完整的意志之上。

（一）代议制并非只是狭隘的选举政治 无论是实证主义法学家抑或施密特，他们都否认制宪权尤其是原始制宪权[70]的规范性。他认为，这些事物本身属于社会的、普遍的、一致的意志所追求的目标，属于基本法的范畴，因而先于代议的社会意志的行为（参见注第20-421页）。

摘要:  在讨论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基础上，施密特和凯尔森奠定了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的基础，并针锋相对地捍卫制宪权的决断主义或规范主义。[6]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自由主义的卷土重来与共和主义的不断复苏，自然权利尤其是人权的观念逐渐回暖，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欧美国家的流行话语。

[42] （二）西耶斯论自然状态、社会状态和政治状态 在西耶斯的自然状态里，每个人都拥有一些需求以及为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78]在多数的革命者看来，由于法国无法实行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无奈地选择代议制。

[76] 根据他们的理解，代议制和国民制宪权无法兼容。事实上，西耶斯更多是法国宪政自由主义的重要开创者，[68]而不是绝对主权理论的传人。对他而言，代议制是现代商业社会必须遵守的劳动分工原则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国民议会的关键不是清点民主的选票，而是要提案、聆听、汇总、修改自己的建议，并集体形成共同意志。

立法机关对已经获得初级议会通过的修宪议案进行表决或否定，但无权对草案的内容作出修改或增加。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萧高彦和大陆学者陈端洪循着施密特的政治决断论或者卢梭的人民主权逻辑，对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进行了看似针锋相对、实无本质区别的批判，并在是否应当把制宪权运用于中国宪政改革的问题上得出了相左的结论。

[82]西耶斯审慎区分了代议原则和代议意志。（一）社会契约理论是西耶斯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础 社会契约论是贯穿西耶斯整个革命生涯的理论框架。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希望政府的统治井然有序，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的权利惨遭专制的践踏，受到无政府的肆虐。[51]每个人都因此增加了自己的自由和福祉，所以西耶斯把全体成员为增进个人利益而彼此联合的行为视为社会契约的缔结，视为国民的形成，视为公意的诞生。